大地湾遗址的发现

       一般人们极少能有机会进入考古工地，去亲临现场观摩发掘的全过程，因此，考古对公众而言便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考古发掘是如何进行的？多数人并不了解。为了说明大地湾文化的发现，在此对考古发掘过程作一简要介绍。一般在选中遗址后，首先在地表划定一个个探方。传奇连击***大地湾遗址是史前村落遗址．需作大面积揭露，故—所开探方均为10米长宽，而一般的考古发掘大多开挖5米长宽的探方，然后逐层下挖，根据土质、土色的不同，划分不同的文化层。在发掘过程中，如遇古代文物或墓葬、房址，要小心翼翼地用工具（如铲、毛刷、铁签等）清理出来，再进行绘图、拍照，做好文字记录。每个探方要挖到生土层．即人类从未翻动过 的土壤，才算最后结束。

    1979年，大地湾考古进入第二年。一些探方已经清理到下层，即靠近生土层的最下一层。这一文化层出土的器物非常独特，与上面地

    大地湾直径５１厘米的彩陶圜底鱼纹盆，是目前国内发现直径最大的鱼纹盆。

层的仰韶文化面貌截然不同。陶片质地松脆、色泽不匀，几乎见不到大块的陶片，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多已破碎，发掘人员形象地称这些陶片为“酥皮点心”，这一现象可说明当时制陶技术较为原始。发现的器形很特殊，底部多有小小的三足支撑，或圜底、或圈足，基本不见平底器。更为奇怪的是，在钵形器口沿内外均发现暗红色的彩条带。以上特征无疑表明，它们不是通常认识的仰韶文化。从地层上看，这是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。难道这是更早的 彩陶？随着发掘规模的扩大，在二级台地的大多数探方下层均发现这类遗存。我们迅即采集了木炭标本，送至北京进行C14年代测定。经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测 定，送检的5个标本年代约为距今7300年—7800年，比仰韶文化早了近千年。1981年，我们公布了上述发掘和研究成果，立即轰动了考古学界。大地湾 文化的发现不仅确立了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，而且为探索彩陶与农业的起源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。大地湾彩陶与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两河流域，及中亚地区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，争论多年的中国彩陶起源问题终于有了肯定的答案，所得证据有力地表明了中国彩陶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渭河流域！

    对于新石器早期和彩陶渊源的探索，考古学界经历了数十年不懈的努力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．老一辈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的发掘中，曾发现一 件不明时代的三足罐，当时称为“瓦鼎”，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大地湾文化偏晚阶段的陶器。1959年，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华县队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 在华县老官台、元君庙发掘了5个灰坑，出土了类似大地湾文化的陶、石、骨器，其中就有红彩陶钵，这是早期彩陶的第一次问世。由于资料较为零散，无法展开全 面研究，难以对此类遗存的时代、性质作出明确的判断。

   精美的犬纹彩陶壶。

尽管如此，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仍敏锐地指出这“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”。1961年在泾河流域的陕西彬 县下孟村、1977年在宝鸡北首岭，又相继发现类似遗存，关于前仰韶文化的讨论有了进一步的深入。随后不久，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全面地掀开了早期彩陶文化的神秘面纱，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探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较为完满的答案。

    考古学研究中，经常使用“文化”一词，如仰韶文化、马家窑文化、周文化、秦文化，等等。考古学的“文化”不同于广泛意义上的文化，是指大体同时、集中在一 定地域并有相同特征的遗迹、遗物的共同体。这种共同体是由许多民族、部落组成的社会集团，它们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特征的文化传统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它们类似于历史时期的各代王朝。考古学文化通常以首次发现的地名来命名，但在实际研究中经常会产生许多争论与分歧，使得社会公众陷入困惑之中，不知所从。大地 湾文化的命名也存在类似问题。发掘者最初是以“大地湾一期文化”来命名的，有的学者则以最早的发现地冠名为“老官台文化”；继而有的学者称老官台遗址面积 太小，出土物少且不单纯，不能作为该类遗存的代表，而应以大地湾遗址为其代表；又有学者以大地湾遗址含有多种文化，因而主张以内涵单纯的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命名为“白家村文化”，在争沦不休的情况下，有学者提出暂称之为“前仰韶文化”。众说纷纭，意见有七八种之多，命名讨论至今已持续了20余年。随着更多 早期彩陶文化遗址的发现，学者共识逐渐增多。大家都认识到，单纯地以自己或本省发现的遗址来命名，既违反考古学命名的原则，又势必造成研究上的混乱。如果将这类遗存定性为渭河流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，年代约为距今7000年—8000年，那么它就包括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以大地湾一期为代表，属于偏早阶段，约为距今7300年之前；第二阶段以天水师赵村一期为代表，属于偏晚阶段，年代约为距今7300年—7000年之间，两个阶段共同的特性是均早于 仰韶文化，彩陶以红彩带纹为显著标志，生存地域主要在陕、甘两省的渭河流域，波及到泾河、西汉水流域，其至在陕南也有类似遗存发现。在巳发现的近20处同 类遗址中，无疑大地湾材料最为丰富，既有房址，又有墓葬，出土陶、石、骨器等文物500余件。有鉴于此，许多学者认为还是以大地湾或首次发现地老官台命名为宜。本书采用了大地湾文化的命名，不过，应当强调的是：大地湾文化并不包括该遗址的所有古文化。该遗址含有大地湾文化、仰韶文化、常山下层文化，这些也 不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，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为仰韶文化。大地湾文化特指遗址最下层的早期彩陶文化。

大地湾文化的命名

 一般人们极少能有机会进入考古工地，去亲临现场观摩发掘的全过程，因此，考古对公众而言便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考古发掘是如何进行的？多数人并不了解。为了说明大地湾文化的发现，在此对考古发掘过程作一简要介绍。一般在选中遗址后， 首先在地表划定一个个探方。大地湾遗址是史前村落遗址．需作大面积揭露，故—所开探方均为10米长宽，而一般的考古发掘大多开挖5米长宽的探方，然后逐层下挖，根据土质、土色的不同，划分不同的文化层。在发掘过程中，如遇古代文物或墓葬、房址，要小心翼翼地用工具（如铲、毛刷、铁签等）清理出来，再进行绘图、拍照，做好文字记录。每个探方要挖到生土层．即人类从未翻动过的土壤，才算最后结束。

    1979年，大地湾考古进入第二年。一些探方已经清理到下层，即靠近生土层的最下一层。这一文化层出土的器物非常独特，与上面地

    大地湾直径５１厘米的彩陶圜底鱼纹盆，是目前国内发现直径最大的鱼纹盆。

层 的仰韶文化面貌截然不同。陶片质地松脆、色泽不匀，几乎见不到大块的陶片，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多已破碎，发掘人员形象地称这些陶片为“酥皮点心”，这一现象 可说明当时制陶技术较为原始。发现的器形很特殊，底部多有小小的三足支撑，或圜底、或圈足，基本不见平底器。更为奇怪的是，在钵形器口沿内外均发现暗红色的彩条带。以上特征无疑表明，它们不是通常认识的仰韶文化。从地层上看，这是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。难道这是更早的彩陶？随着发掘规模的扩大，在二级台地的 大多数探方下层均发现这类遗存。我们迅即采集了木炭标本，送至北京进行C14年代测定。经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测定，送检的5个标本年代约为距今7300年 —7800年，比仰韶文化早了近千年。1981年，我们公布了上述发掘和研究成果，立即轰动了考古学界。大地湾文化的发现不仅确立了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早 期文化，而且为探索彩陶与农业的起源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。大地湾彩陶与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两河流域，及中亚地区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，争论多年的中国彩陶起源问题终于有了肯定的答案，所得证据有力地表明了中国彩陶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渭河流域！

    对于新石器早期和彩陶渊源的探索，考古学界经历了数十年不懈的努力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．老一辈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的发掘中，曾发现一 件不明时代的三足罐，当时称为“瓦鼎”，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大地湾文化偏晚阶段的陶器。1959年，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华县队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 在华县老官台、元君庙发掘了5个灰坑，出土了类似大地湾文化的陶、石、骨器，其中就有红彩陶钵，这是早期彩陶的第一次问世。由于资料较为零散，无法展开全 面研究，难以对此类遗存的时代、性质作出明确的判断。

   精美的犬纹彩陶壶。

尽管如此，考古学 家夏鼐先生仍敏锐地指出这“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”。1961年在泾河流域的陕西彬县下孟村、1977年在宝鸡北首岭，又相继发现类似遗存，关于前仰韶文化的讨论有了进一步的深入。随后不久，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全面地掀开了早期彩陶文化的神秘面纱，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探讨提供了丰富的 资料和较为完满的答案。

    考古学研究中，经常使用“文化”一词，如仰韶文化、马家窑文化、周文化、秦文化，等等。考古学的“文化”不同于广泛意义上的文化，是指大体同时、集中在一 定地域并有相同特征的遗迹、遗物的共同体。这种共同体是由许多民族、部落组成的社会集团，它们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特征的文化传统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它们类似于历史时期的各代王朝。考古学文化通常以首次发现的地名来命名，但在实际研究中经常会产生许多争论与分歧，使得社会公众陷入困惑之中，不知所从。大地 湾文化的命名也存在类似问题。发掘者最初是以“大地湾一期文化”来命名的，有的学者则以最早的发现地冠名为“老官台文化”；继而有的学者称老官台遗址面积 太小，出土物少且不单纯，不能作为该类遗存的代表，而应以大地湾遗址为其代表；又有学者以大地湾遗址含有多种文化，因而主张以内涵单纯的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命名为“白家村文化”，在争沦不休的情况下，有学者提出暂称之为“前仰韶文化”。众说纷纭，意见有七八种之多，命名讨论至今已持续了20余年。随着更多 早期彩陶文化遗址的发现，学者共识逐渐增多。大家都认识到，单纯地以自己或本省发现的遗址来命名，既违反考古学命名的原则，又势必造成研究上的混乱。如果将这类遗存定性为渭河流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，年代约为距今7000年—8000年，那么它就包括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以大地湾一期为代表，属于偏早阶段，约为距今7300年之前；第二阶段以天水师赵村一期为代表，属于偏晚阶段，年代约为距今7300年—7000年之间，两个阶段共同的特性是均早于 仰韶文化，彩陶以红彩带纹为显著标志，生存地域主要在陕、甘两省的渭河流域，波及到泾河、西汉水流域，其至在陕南也有类似遗存发现。在巳发现的近20处同 类遗址中，无疑大地湾材料最为丰富，既有房址，又有墓葬，出土陶、石、骨器等文物500余件。有鉴于此，许多学者认为还是以大地湾或首次发现地老官台命名为宜。本书采用了大地湾文化的命名，不过，应当强调的是：大地湾文化并不包括该遗址的所有古文化。该遗址含有大地湾文化、仰韶文化、常山下层文化，这些也 不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，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为仰韶文化。大地湾文化特指遗址最下层的早期彩陶文化。

大地湾文化的分布

 甘肃东 部的三大水系，渭河、泾河、西汉水流域，都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及宽阔的河谷，是早期农业发育的理想地区，也是寻找彩陶之源的希望田野。目前的考古发现均出现在渭河、西汉水流域，尤其是甘肃境内渭河的4处遗址经过正式发掘，已有一批参照对比的研究资料，使我们对渭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有了较充分的了解。

    这4处遗址分别是大地湾、天水师赵村、西山坪、武山西旱坪。师赵村位于天水市 西约7公里，1981年—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在此发掘，发现了属于大地湾文化第二阶段的圆形窖穴1个，陶、石器24件，器物虽 少，但仍有早期彩陶出土。从师赵村溯河而上约8公里处就是裴文中先生于1947年发现的西山坪遗址，在1986年一1990年对此遗址的发掘中，发现了大 地湾文化窖穴2个，陶、石、骨器60余件。在该遗址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早期文化层分为上下两层，下层遗物同大地湾别无二致，上层则同师赵村完全相同，证明了大地湾文化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的存在与早晚序列。在同一条河流的谷地不到lO公里的距离分布着2个聚落，而这2个聚落距离另个遗址大约百余公里，照此分 布度推测，渭河谷地至少生存着数十个开始使用彩陶及从事农业的氏族。武山西旱坪遗址是2000年宝兰铁路二线施工时发现的，虽然没有发现单纯的文化层，但 众多的大地湾文化第一阶段的陶片，毋庸置疑地说明大地湾文化的分布范围已接近渭河上游，这是截山目前考古发现中最西端的一个遗址。

    1984年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野外调查时，首次在西汉水流域发现大地湾文化遗存。西和县长道乡与礼县永兴乡之间是西和河入西汉水（此段又名盐关河）之处，因河水冲积形成宽约2000米的河谷平地在甘肃东部地区如此宽阔的河谷极其少见，加之海拔在1500米以下，地貌仍为黄土区，适宜早期农业的开拓。在这一区域，相继发现了3处早期彩陶文化遗址。长道宁家庄是个大型仰韶文化遗址，位于西汉水南岸，在河边一级台地发现大地湾文化陶片和灰层。1986年全省 文物普查时，又在礼县永兴赵坪、盐关采集到早期遗物。以上3处距离不超过lO公里，分布尤为密集。这一河流交汇谷地，是今后考古工作的重点地区。另外，在 嘉陵江支流永宁河流域徽县柳林遗址同样发现此类遗存，这是甘肃境内最南端的遗址。

    从以上遗址的分布情况看，我们可以总结出某些规律和特点：其一，位于河谷地带较低的河边阶地，除柳林遗址地处陇南山 地外，其他均属黄土梁峁沟壑区；其二，多处于大河与支流交汇的河口附近；其三，在某些较为适宜的区域，8公里—10公里左右就有1个史前村落。自1979 年以后，陕西也陆续发现了一批大地湾文化遗存，经过发掘并见于报道的主要有：渭河北刘、白庙、临潼白家村、宝鸡北首岭、关桃园等遗址，其中以2002年2 月—7月发掘的关桃园收获最为丰富，发掘面积2500多平方米，发现房址4座、墓葬6座、灰坑120余个，出土陶、石、骨器300多件。这些遗址的分布特 点与甘肃大同小异，一般位于渭河或其支流的河边台地。大地湾文化先民之所以选择上述地区，是因为临近水源、地势平坦、较为温暖的缘故。

大地湾文化的特征

大地湾文化内涵丰富、特征鲜明，既是我国率先使用彩陶的史前先民，又是西北地区最早产生的农业文化。因其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，所以处处显露出原始的特征：

红陶绳纹碗，大地湾一期。

    (1）选择在河边台地构建自己的村落。在已发掘的遗址中，大地湾发掘面积最广、收获最丰富，其村落范围长约120米、宽约40米—60米，残存4座房址、 17个灰坑以及15座墓葬。从布局来看，房址呈散点式分布，间距在25米—35米之间，房址周围既有储藏物品的窖穴，也有墓葬，有的墓葬离房址近在咫尺。 看来，整个村落布局缺乏规划，随意性较强；

    (2)先民们完全脱离了野外的树居、洞居生活，已有了闹定的房屋建筑。大地湾房址均为圆形半地穴式建筑，面积大小相近，仅有6平方米—7平方米，另有斜坡 式门道通向室外，面对河流所在的北方。宝鸡关桃园遗址的房屋不仅室内居住面和穴壁抹有一层礓石面，而且还发现有专门生火的灶坑，用以取暖和烧煮食物，可推测这类房址的复原形制应为攒尖式窝棚状建筑；

    (3)大地湾和关桃园遗址发现有该时期的墓葬，但不见集中的公共墓地。墓坑呈长方形或圆形，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王，关桃园有屈肢葬和二次葬。大地湾的葬俗流行双手交叉于胸前，腰腿一侧随葬少量陶器和石器等，其中多有彩陶。这些器物均为死者生前使用的生活、生产用品，不是专事随葬的冥器，由此可见当时的生 产制作能力有限。

    此器出土于甘肃省大地湾遗址,为细砂质红陶。口外绘一周红彩宽带条，腹部饰压印网纹，形体较大，可作盆用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罕见的彩带与压印纹饰於一器的典型器物。

关桃园还发现一座幼儿尸骨装殓在绳纹鼓腹罐中的墓葬，这是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第一例瓮棺葬，这种独特的埋葬方式表达了先民们对夭折儿童的亲情和哀思，后者的仰韶文化亦承袭了这类葬俗；

    (4)大地湾文化的陶器具有鲜明的特征，易与其他史前文化区别。从外观上看，器表色泽不统一，常见褐色斑块，陶色或红或褐、或内黑外红，质地不甚坚硬，陶片分层。仔细观察陶质，多为夹细砂陶，陶片断茬处砂粒清晰可见。器物类别不多，形制简单而特殊，与其他文化判然有别，常见器物有圜底钵、三足钵、深腹罐、 三足罐、圈足碗、小口壶等。大量使用的纹饰是交错绳纹或细密的斜绳纹，尤其是同一器物同时使用彩绘和绳纹，是该文化独有的现象。其陶器制法独特，在陶模上分层敷泥而成，简称力模具敷泥法，它不同于大多数彩陶文化使用的泥条盘筑法；

    (5)石、骨器种类较少，—且大多制作粗糙。石器多打制，仅有少量的磨光石器，且形制不甚规整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关桃园遗址灰坑中发现了晶莹的玉环，这是西北地区最早的玉器。还出土有制作精美的石刃骨刀，这是一种切割兽肉的复合工具，形似今日的水果刀，器身为骨，刃部镶嵌有锋利的石片，后来流行于西北史 前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；

    (6)在大地湾编号为H398的灰坑中，发现一堆炭化的粮食标本，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长江先生鉴定为黍（俗称糜子），但黍粒均小于现代种，反映出当 时栽培技术的原始。出土的骨末、磨石、磨盘、陶刀、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进一步证实了农业已经产生，并且超越了刀耕火种的最初阶段。由此说明，在我国西北地区彩陶和农业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，那就是先有农业后有

彩陶的鼻祖

大地湾文化普遍发现彩陶，已发掘的各遗址均有完整或可复原的彩陶器出土，其他遗址则发现有众多的彩陶残片，无疑，彩陶是大地湾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。根据大地湾、西山坪等遗址的统计，彩陶数量约占全部陶器的1／3，比例如此之高，的确有些出人意料，可见甘肃彩陶问世之初，即具有一种奔腾磅礴的气势，迅速展现出了耀眼的光辉。

   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，秦安大地湾出土，庙底沟类型（距今约5500年），国宝级文物。

    饰彩的陶器主要为钵形器，还有少量的圈足器。它们有的出土于房址或灰坑中，有的作为随葬器物出土于墓葬。钵形器又分两类：一类是三足钵，一类为圜底钵，其用途均属常用饮食器。通俗地讲，先民们每天不能离开的盛饭的饭盆、吃饭的饭碗大多是彩陶器。这些器物口径一般在20厘米—30—厘米之间，高约10余厘 米。彩陶一经发明，就被先民们大量使用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器类上，足以说明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。

    彩绘颜色均为红色偏暗，多呈紫红，色调较浓，一般绘在钵形器的门沿内外，形成一周连续的彩带。沿外彩带较宽，大多在2厘米—3厘米之间，个别器物可宽达4 厘米左右；内彩带较窄，一般在0．4厘米—0．6厘米之间。标本M317：1，口径13．4、高4．1厘米，敞口浅腹，圜底，外壁素面，口沿内外饰彩带， 中下腹饰交错绳纹，此器出土于墓葬中，略有残缺。标本M209：4，口径27．5、高重2厘米，敞口圆腹，锥形三足，腹饰绳纹，口沿内外均饰彩带。此件器 物系随葬品，出土时已破碎，后经黏对复原。器体浑圆，外加三足后整体造型更显优美。由于长期使用摩擦，口沿外彩有些脱落，凸现出古老沧桑的韵味。标本 F37l：14，口径27．1、高12．6厘米，红色陶器上绘制一圈紫红色彩带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。敞口圆腹，底部有三足，素面，残器复原。大地湾资料发表以后，有些学者曾对陶器是否饰彩产生过怀疑，在观察了实物标本以后，尤其是看到口沿内的彩带以及内壁的彩绘之后，怀疑便烟消云散了。

    陶器内壁的彩绘简称为内彩。在大地湾文化中除了前述的沿内窄带外，还有多达10余种的内彩图案。图案绘于钵形器内腹，连续性不强，均为单独纹样，色彩同样为紫红色。纹样大体可分两类：一类由直线构成，如“↑” “十”“山” “M”形等，另一类由弧线组成。对前一类纹样，有些学者认为是 具有记事或某种特定意义的符号。有趣的是，在其后的仰韶文化早期宽带纹彩陶上的刻画符号与此类似，尽管这类符号具体含义尚待研究，但许多专家认为它们可能是文字的雏形；后一类纹样多为不明意义的几何图形，其中有的近似动植物图形，颇具神秘色彩。无论哪种纹样，都不大可能是先民随意而为，但装饰功能似不明 显，具体含义有待进一步破解。

    另外，大地湾遗址在黑色深腹罐内壁还发现有白色彩绘几何纹样，数量虽仅有2片，但说明这种陶器烧成后再绘彩的技法与彩陶的历史至少同样悠久。有的学者甚而推测，因其彩绘技术简单，对颜料的要求不高，所以彩绘陶可能出现在彩陶之前。

    大地湾文化彩陶呈现出较多的原始性，如常见纹饰单调、千篇一律，尚未出现变化多样的图案，说明史前先民的思维和艺术水平还处在最初的原始阶段。它们尽管远不及仰韶彩陶那样绚丽多姿，但是它毕竟将彩陶引入了人类的生活，将美好的色彩带到了人间，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