彩陶繁荣期仰韶文化
仰韶文化的发现和命名
仰韶村遗址是如何发现的?安特生是怎样的一个人?虽然今天已步人21世纪,然而,对于对彩陶研究感兴趣的人们来说,了解这段尘封的历史往事,不仅具有重大意义,而且非常有助于科学研究。热血***安特生是位地质学家,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。1914年,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,协助寻找矿藏,但由于当时内战接连 不断,找矿工作非常艰难,于是,经批准后便主要从事采集古生物化石的科学研究工作。在各地调查的过程中,他首先注意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,便安排奥 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掘了该遗址,获得了丰富的古脊椎动物化石,并且发现了两枚人类牙齿。安特生于1921年考察周口店时,在堆积物中发现了古人类用 于切割肉类食物的石英质石器。这些工作自此掀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古人类考古的序幕,为后来轰动世界的周口店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起到了先行引导作用。在这一过 程中,安氏的兴趣由古生物逐渐转入到石器方面的研究,由地质学延伸到了考古学领域。
安氏与仰韶村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18年。当时,他从一位家居仰韶村的王某处听说那里有龙骨,于是在王某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该村采集化石标本。1920年 秋季,他派助手、地质调查所的采集员刘长乐再次去那里采集化石,并叮嘱刘长乐随身带去一些从各地采集的石器标本,以便在调查过程中出示给村民,进而获取更 多的石器线索。刘长乐在仰韶村的村民家中发现了一些制作精美的石器,并得知石器的出土地点就在村子附近,于是刘长乐又从野外采集了一批,前后共计600余 件。当他将采集的标本全部带回北京交给安氏时,安特生据此推断仰韶村是一个大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1921年4月,安氏第二次踏上仰韶村的土地,进行实地 考察。在村南的 黄土冲沟断面上,他发现了古代人类活动遗留的厚厚的灰土层,其中不仅有灰坑遗迹,还有不少绘有黑彩的红陶片及石器等遗物,因五金属器物发现,所以安氏认定 这是一处颇有发掘价值的石器时代遗址。经报告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批准,在当地政府的配 合下,1924年10月27日—12月1日,进行了仰韶村遗址的发掘,中国田野考古学以此为标志开始起步。这次共发掘了17个地点,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遗 迹遗物,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着自己的悠久历史文化。之后,安氏与袁复礼等中国学者一起在渑池,以及郑州附近试掘和调查了一系列遗址,安特生认为它们是同一 系统的文化,应称之为“仰韶文化”,这便是中华文化的前身——中华远古文化。
周韶华《梦溯仰韶》之家园
周韶华《梦溯仰韶》之家园
周韶华《梦溯仰韶》之图腾
周韶华《梦溯仰韶》之家园
周韶华《梦溯仰韶》之文明的曙光
周韶华《梦溯仰韶》之文明的前夜
周韶华《梦溯仰韶》之图腾
周韶华《梦溯仰韶》之图腾
仰韶文化早期
概况
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,仰韶文化早期大体延续了约1000年,距今约7000年—6000年。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,前段以宁县董庄遗址为代表,后段以大地湾二期为代表。后段遗存有碳测年代数据,经校正距今约6500年—6000年,前段数据暂缺,估计年代大约当在6800年6500年。
早期前段目前只发现于泾河支流马莲河流域的合水、宁县、正宁等地,经发掘的遗址有宁县董庄、合水孟桥遗址,正宁宫家川也采集到一批早期陶器。遗址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的阶地上,在陇东的黄土塬面及沟壑地带至今未曾发现早期遗址。
猪面纹细颈彩陶壶,1981年甘肃省秦安县王家阴洼出土,甘肃省博物馆藏。
文化特征 远古时代的彩陶发展水平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、生产关系决定的,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,与所属文化的方方面面存在着有机的联系。所以,我们研究彩陶的发展进程,必须要了解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所属的社会发展阶段。 仰韶早期的主要文化特征简述如下: (1)遗址多选择在较宽阔的河谷地带,一般位于河边第一至第二台地。这里海拔低,土壤肥沃,适宜早期农业的发展。距离水源较近,生活方便。大地湾遗址发掘 出一座较完整的村落,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史前先民和谐的生活场景。村落由壕沟围成椭圆形,中心部位是广场和一座大型房址,作为集会、祭祀的公共活动中心。中 小型房址以广场为中心呈扇形多层分布,门向均朝向广场,是一座典型的向心式格局环壕式聚落; (2)房屋为半地穴建筑,除个别为圆形外,大多为长方形或方形。室内中部偏前处均设有灶坑,用于烧煮食物和取暖。有的房址近墙角处设有高出居住面的土床,作为睡卧之处。居住面一般用草泥抹成,灶坑周围的居住面上常置放饰彩的作为盛储之用的陶器; (3)陶窑较原始,火塘、窑室大多未完全分离,烧窑温度不会很高; (4)有集中的公共墓地。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,有少量的二次葬、双人合葬,盛行儿童瓮棺葬。大地湾发现有的葬具是彩陶钵或彩陶盆,扣置于瓮棺之上。在秦安、张家川的清水河流域的早期墓葬,多在左侧设一方形或圆形小坑放置随葬品。随葬品中经常出土完整彩陶; (5)陶器以细泥、夹砂红陶为主.器型以圜底、平底为多,少量尖底。典型器物有圜底钵、叠唇或卷唇盆、杯形口尖底瓶、葫芦形口尖底瓶、葫芦瓶、细颈壶、侈 口鼓腹罐、弦纹浅腹罐、敛口瓮、尖底缸等,纹饰以绳纹居多,还有线纹、弦纹等。制陶沿用大地湾一期的模具敷泥法,同时大量使用泥条盘筑法,慢轮已开始使 用; (6)陶制生产工具以陶锉、纺轮、陶刀居多,装饰品以陶环为主。技术较粗糙,纺轮、陶刀多为陶片改制,有的由彩陶片改制而成; (7)石器种类复杂,出现成套的农业加工工具,如碾磨石、碾磨棒、盘,同时还有专门用来研磨彩陶颜料的研磨石、研磨盘; (8)骨器种类丰富、形态多样,且数量众多,体现出狩猎经济仍占较大比重。其中骨笄、骨镞、骨锥为大宗。还有一定数量的角器和蚌器。 华山玫瑰燕山龙,大青山下斝与瓮。 其 中“华山玫瑰”指的是关中一带仰韶中期的典型彩陶纹饰。苏先生甚而认为中华的“华”可能是彩陶的“花”转变而来,“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先民 遗存。庙底沟类型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,华山则可能是由于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的。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,在一切原始 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,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。”此说一出,令考古界为之一震。中华之得名虽然尚无定论,但仰韶文化彩陶纹饰及其成就,对中华文化 的特殊贡献确应充分肯定和重新审视。 仰韶文化彩陶花瓣纹盆,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,故宫博物院藏,该器纹理优美,线条简洁流畅,是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。 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大地湾、师 赵村、西山坪,小规模试掘的遗址有天水罗家沟、临洮马家窑以及合水曹家沟、正宁吴家坡等,但公布的资料有限。大地湾遗址三期遗存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,但 破坏严重,遗迹、遗物不如二期丰富,房址仅发现19座(以前我们曾报道为100多座,后经认真整理,多数划归二期),另有灶坑23座、灰坑67个、墓葬3 座、窑址5座,共出土陶、石、骨器等1600余件。截止到目前,这是甘肃境内仰韶中期最为全面而典型的一批资料。师赵村遗址发现房址座、陶窑1座、窖穴1 座以及各类遗物130余件。西山坪遗址仅在两个探方中发现本期文化层,获取12件陶器。总体而言,仰韶中期的发掘工作还有待加强,尤其是中部地区基本上属 于空白,对我们全面认识它的面貌带来了不利影响,以致在文博系统的实际工作、文物鉴定中经常产生偏差,或是将本属中一期的器物归入早期,或归入晚期,有时 又将早期遗物,如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错误地定为中期。 根据大地湾、师赵村的碳测年代数据,中期大体约为距今5900年—5500年,延续了约400年—500年的时间。已经公布的一些其他数据,因种种原因误差较大,应予舍弃。 【文化特征】 仰韶中期的发掘相对早、晚期显得单薄一些,但仍可初步确立甘肃仰韶中期的界定标准,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。它的主要文化特征归纳如下: (1)遗址大多位于山谷中的河边台地,陇东黄土塬的塬边及沟壑也被先民选作居住地,对环境条件的适应生存能力比早期有所提高,海拔较高的甘南临 潭发现的此类遗存就是明证。已经发掘的三个重要遗址都是在早期遗存的原址之上扩展而成,调查发现的中期遗址往往含有早期遗存,显示出早、中期一脉相承的亲 缘关系。聚落布局因资料所限不甚清晰,但大地湾遗址表明,聚落内已存在多个处于相等地位的中心,社会组织呈现出多级分化的趋势; (2) 房屋仍为半地穴式建筑,大地湾遗址中的房屋均为方形或长方形,师赵村发现一座圆形房屋遗址。大多在穴壁立柱,这说明穴坑之上已增设立面墙体,室内空间增 大,采光也好,比早期房址进步。少数房址采用“料姜石”作未加工的居住面,以此提高防潮性能。灶坑以圆形桶状为主,出现双联灶,即前后两个灶坑相通,表示 人口及炊事活动的增加。房址可分为大、中、小型。大型房址面积近70平方米,出土众多陶、石、骨器,并有精美彩陶,表明房址主人应是氏族首领。中型房址面 积在25平方米—50平方米之间,可能是大家族长和未成年子女的居室。小型房址面积大多在15平方米—20平方米之间,当属一般社会成员的居室; (3)陶窑均为横穴窑,大地湾、师赵村均有发现。一般分为火塘和窑室两部分,火塘是添柴生火之处,呈圆形或长方形,有火道通人窑室。窑室均呈圆形,周边设环形火道,受热较匀。火塘一般低于窑室,由下往上火势自然加强,烧陶技术比早期有显著提高; (4) 本期墓葬资料甚少,按常理推测应有集中的公共墓地,但至今未见踪迹。不仅甘肃未见,其他省区也未发现。这一奇特现象或许表明了中期的先民们选择了尚不可知 的埋葬习俗。我省仅在大地湾发现3座零星墓葬,均为成人单身葬,其中1座侧身屈肢,另2座仰身直肢。都有随葬品,分别为陶瓮和骨笄; (5) 陶器以细泥红陶、夹砂红陶为主,还有少量的橙黄陶、灰陶以及褐陶。饮食器多为细泥红陶,其中不少是彩陶,罐、缸、瓮等炊器和盛储器则以夹砂红陶为主。器形 以平底为主,少量为尖底,偶见圜底,这是陶器形制的重大改变,平底陶器终于基本取代了圜底器,在史前文化上首次成为主流器形。常见器物有敛口平底钵、曲腹 彩陶盆、双鋈盆、多孔盆形或钵形甑、双唇口尖底瓶、弦纹或绳纹短颈罐、大口小底缸、曲腹瓮等,器类较前复杂,大型器物增多。纹饰仍以绳纹为主,其次为弦纹 和线纹,还有少量的剔刺纹、附加堆纹等。制陶以泥条盘筑法为主; (6)陶制生产工具以纺轮、陶刀为主,仍有少量的陶锉,形制较前复杂。细泥捏塑的纺轮增多,陶片改制的减少。陶刀形制更为规整,数量增多。陶制装饰品仍是常见的陶环,但陶质细腻,小巧玲珑,还出现酷似羊角的陶制装饰品; (7)石器的形态和技术比早期有所进步,加工较为精细,如常见的石斧更为厚重,石铲刃部更为锋利,石刀钻孔由近背部向中部转移; (8)骨器种类、数量与早期相比有较明显减少,表明狩猎在经济生活中地位下降。出现不少精品骨镞、骨笄。 从 文化特征上可以看出,甘肃仰韶中期是在早期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而来,其陶器继承了早期的许多文化因素,但又有明显的变革,其经济形态与早期大体相同,但狩猎 比重下降。与陕西等邻省同期文化面貌相比,差异不大,但有分化的趋势,地方区域性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凸显出来。 彩陶种子纹束腰盂,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。高15厘米,直径18厘米,1989年甘肃甘谷出土。 我们所指仰韶晚期文化,是指以大地湾四期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,这类遗存在甘肃东部普遍存在,文物普查时大量发现该类型遗址。其具体年代根据大地湾遗址的碳 测数据,大约距今5500年一4900年,是甘肃史前文化最为辉煌的历史阶段。狩猎捕鱼的比例在经济生活中骤然下降,遗址中动物骨骼及骨器数量明显减少, 大地湾遗址仰韶早、晚期发掘面积相差不多,早期每平方米出土兽骨0.25件,到了四期就下降了一半,仅有0.13件;早期骨器高达818件,晚期骨器仅有 233件,是早期骨器数量的27%。而农业却获得了空前的突飞猛进的发展,不仅种植粟和黍,而且在南佐还发现了稻米。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社会,由此带 来了人口的剧增,聚落有了成倍的扩大。各地发现的晚期遗址数量大大超过了早、中期的总和,陇东高原的晚期遗址已扩展到塬面之上,渭河及西汉水流域主要河流 的谷地每隔几公里就有一个晚期遗址,其密度之大胜过史前时期的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。大地湾仰韶中期聚落规模约4万多平方米,晚期则令人吃惊地发展到了50 万平方米,几百年内扩展了10倍多,成为清水河流域的主要遗址。其实,面积数十万平方米的大遗址,在甘肃东部3大河流的主要支流都有发现,如庆阳南佐、秦安寺嘴坪、礼县高寺头、西和宁家庄均为当地的主要遗址。 过去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,将天水、 武山一带调查征集到的彩陶暂定为石岭下类型,但其真实面貌一直模糊不清,其命名也不符合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,所以,我们主张以大地湾四期类型的命名来替 代石岭下。如果考虑到多年形成的习惯,仍然沿用旧的名称也未尝不可,但是“旧瓶装新酒”,其文化性质应定性为仰韶文化晚期偏早阶段,并非过去认为的马家窑 文化早期类型,也就是说,石岭下类型应属仰韶文化系列,而不属于马家窑文化谱系。 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问题,从两者命名之日起学术界就一直在探讨、争论之中。过去长时间内将马家窑文化称作“甘肃仰韶文化”,后来随着资料的增多, 大家认识到两者的时代不同,面貌也存在着显著差异,20世纪60年代以后“甘肃仰韶文化”的名称被弃而不用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,大地湾仰韶晚期资料陆 续公布,比较全面地展示了甘肃东部泾渭流域的文化特征。考古发掘成果表明,甘肃泾渭流域的仰韶晚期遗存与关中一带的半坡晚期大同小异,而与甘肃中部河湟流 域的马家窑文化却大相径庭。无论从中心分布区域、遗迹遗物特征,还是经济成分构成等多方面考察,两者差异都很明显,因此,将马家窑文化归人仰韶系列是不适 宜的。 在实际工作中,在泾渭以及西汉水流域,经常会遇到某些类似马家窑文化的彩陶,线条较粗、图案较疏朗,其实这是仰韶晚期的遗物。这是因为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晚 期偏晚阶段时代大体相同,地域接近,两者必产生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,表现在少数陶器上就会产生相似、雷同现象。 近20年来,经过发掘的仰韶晚期遗址较多,有庆阳南佐、平凉侯 家台、秦安大地湾、礼县高寺头、武都大李家坪等,另外天水师赵村四、五期,西山坪四、五期与武山傅家门同类遗存均属仰韶文化的范畴。小规模试掘的有甘谷灰 地儿、宁县阳巩、合水曹家沟等。仰韶晚期的发掘远多于早、中期,使得我们对其认识也相应地更为全面。上述发掘中,以大地湾资料最为丰富,揭露面积达1.4 万多平方米,发现房址56座、灶址11座、墓葬15座、窑址16座、灰坑159个, 出土陶、石、骨器近3000件。 遗憾的是,武山以西的广大地区,至今没有发掘过一处仰韶遗址,仅存零星的调查资料,这极大地限制了前述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。甘肃中部不是没有这类遗存,只 不过是暂未发现而已,青海东部已发掘多处仰韶晚期遗址。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以及石岭下类型等问题的最终解决,还得依赖新的考古发掘资料。只有尽快 启动新的发掘项目,才能打破目前甘肃中部地区史前研究进展缓慢的局面。 【文化特征】 由于发掘资料丰富,仰韶晚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小的阶段。大地湾四期遗存划分为三段,师赵村、西山坪则划分为前后两个期段。总体来看,偏早阶段使用平唇口尖 底瓶,彩陶纹饰与所谓的石岭下类型相同;偏晚阶段出现了喇叭口尖底瓶,彩陶纹饰增添了类似马家窑文化的因素,但整体面貌却与马家窑不同。其基本特征如下: (1)聚落规模空前扩大,面积有限的河边台地已无法容纳成倍增长的人口,遗址向山地扩展,出现了雄踞一方的中心遗址。以大地湾为例,聚落主体坐落在宽阔平 缓的山坡上,两侧以沟壑为天然—屏障,山坡中部兴建大型原始宫殿式建筑,作为部落集会、祭祀的公共活动场所,在5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,以大型建筑为中心, 周边分布着密集的氏族居住区,形成众星捧月的格局。此时,社会已发展到了父系氏族社会。武山傅家门发现6件带有阴刻符号的卜骨; (2)房屋建筑成就尤为显赫。大地湾、南佐、高寺头均发现数百平方米的宏大建筑,其中大地湾编号为F901的殿堂式建筑占地420平方米,以轻骨料、砂 石、“料姜石”粉混凝而成的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被称为建筑史上的奇迹;其中轴对称、单数开间、青石为基、整体木结构的建筑特点开创了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, 代表了我国仰韶文化建筑的最高成就。一般性建筑大多摆脱了半地穴的陈旧样式,代之以宽敞明亮的平地起建居址,平面呈“凸”字形或“吕字形”,增设了门蓬, 灶址也由坑式渐变为高于地面的台式灶,居住面改为以“料姜石”、白灰面为主,防潮性能明显强于草泥土,并出现了多间复合式建筑; (3)灰坑形制复杂多样,其中瓶口弧壁平底灰坑显著增多,坑壁规整,有的表层抹有草泥土,内中经常出土成组陶器。有的保存有成层的炭化粮食,其作物品种以粟为主,显而易见,这类灰坑是先民储藏食物的窖穴; (4)大地湾、师赵村、西山坪均发现有形制较为统一的横穴陶窑,分为长方形坑式火塘和圆形窑室两部分,窑室面积有增大的趋 势,新增叶脉式火道以及窑床的箅孔设置更为进步,火力更加均匀,烧陶技术较中期提高; (5)未发现公共墓地。大地湾发现15座零散分布的墓葬,多为竖穴长方形上坑墓,单人仰身直肢葬,随葬少量骨器和陶器。其中1座幼儿骨骼装在打破的尖底瓶 中。还出现非正常死亡者,在方坑内发现呈捆绑状的仰身屈肢等。师赵村发现偏早阶段墓葬5座,皆为二次葬,其中l座系两个年轻男性的合葬墓,仅有少量陶片、 石器、兽骨随葬; (6)陶器质地分为泥质、夹砂两大类,早、中期的细泥陶基本不见。泥质陶陶色则以橙黄陶为大宗,有少量的红陶和灰陶,其中年代越早红陶越多,越晚灰陶比例 增大。夹砂陶陶色有红褐、灰褐、黄褐等。少量陶器施有红色、白色陶衣。器型以平底器为主,仍使用尖底瓶,假圈足碗增多,新增四足鼎,偶见圜底器。陶器造型 较中期多样,器类更为复杂。常见器物有敛口钵、假圈足碗、形制多样的盆形器、平沿或喇叭口尖底瓶、矮颈或高细颈壶、各类形制的罐形器、口沿厚重的大型缸、 瓮、四足鼎、束腰器座、形似倒扣的碗形器盖等。纹饰仍以绳纹、线纹最为常见,夹砂陶器上多饰附加堆纹条带。陶器的附属物扳、耳增多,较常见的还有圆形泥 饼、泥条等泥饰附件。 (7)石器形式繁多,加工技术比中期进步。石斧断面由早、中期的椭圆形演变为圆角长方形,形制接近于后世的金属斧。石刀多两侧带缺口、钻孔接近刃部。制作精细的石器如石环、石坠、石笄大量涌现; (8)骨器种类较前减少,但整体制作水平进一步提高,如精致的刻花骨板、骨切割器、梭形器、骨簇等。作为装饰品的骨笄占全部骨器的65%,骨镞这类狩猎工具却下降为8.5%,说明骨器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; (9)陶制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数量显著增多,种类丰富,但早中期常见的陶锉已弃而不用。陶纺轮形制多样,陶刀成倍增多,主要形制为两侧带缺口的长方形,有的用彩陶片改制而成。陶环和陶角品种数量居陶制品首位,是先民们十分喜爱的装饰品。 新中国成立以来,考古事业进人了快速发展的时期。甘肃省文管会于1957年首次在洮河流域的马家窑遗址发现仰韶中期遗存;1962年—1964年,又相继 试掘了渭河流域的天水罗家沟、甘谷灰地儿等遗址,并提出了有关石岭下类型的学术课题;上世纪70年代末,秦安大地湾、天水师赵村等遗址的大面积揭露,使得 仰韶文化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不仅建立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标尺和发展序列,而且在聚落形态、古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生活、房屋建筑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成果。更为可喜的是,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过去只是少数杰出学者的探索,而现在已形成了各级考古机构较为重视、众多学者加入的学术繁荣局面。在甘肃东 部和南部,近年来,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遗址还有庆阳南佐、平凉四 十里铺与侯家台、礼县高寺头、武都大李家坪等遗址;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遗址还有天水西山坪、武山傅家门等;由庆阳地区博物馆小规模试掘的遗 址有宁县董庄、阳坬与合水孟桥、曹家和正宁吴家坡等。这些发掘及各地开展的文物普查,使我们对甘肃境内的仰韶文化有了更为深入、全面的了解和认识。 研究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即史前史,主要依靠考古学的成果,而考古学则尤为器重通过发掘获得的资料。譬如要判定一件出土彩陶的年代、文化性质,要根据其出 土情况,包括地层、共出器物,结合彩陶本身的颜色、质地、纹饰,则大体可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。然而,假若遇到采集的陶器,没有出土地点,没有其他共出参照 物,只能凭经验和感觉来作判断,而经验有时则是靠不住的。所以,我们在鉴赏彩陶时,必须尽可能地掌握、熟悉考古发掘的成果,以真正的出土文物为参照物,以 及对器物的质地、造型、纹饰、色彩、制法等全方位的考察,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“走眼”的尴尬。但是,经发掘出土的文物总是有限的,它并不能囊括整个流散于 社会的文物。毋庸讳言,近年来甘青地区盗掘彩陶泛滥,随着社会上收藏热的升温,许多仿制品、赝品充斥其间。当我们遇到没有出土文物可供参照的彩陶艺术品 时,尤其要仔细观察,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进行多方面的检验,慎重观察所有的细部,切勿轻易枉断地去作结论。特别是对一些造型奇特、纹饰华丽、附加雕塑形象 的彩陶更要倍加警惕,须知可称为艺术珍品的彩陶极为少见,史前先民还不具备批量生产彩陶精品的条件和可能。甘南某 文物单位曾收藏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,与大地湾遗址出土并发表的仰韶早期彩陶瓶大体一致,进而还在考古学权威杂志上予以报道。仰韶遗址主要集中发现于甘肃 东部一带,而甘南高原发现仰韶早期陶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,这件陶器的出现地与多年的考古调查、发掘所得有关结论相悖,由此令人不得不对该艺术品的真伪产生 怀疑。待仔细观察该器,造型过于夸张、质地颇为粗糙,且黑彩又显得漆黑,实属一件地地道道的现代仿制品。这件事例说明,彩陶艺术爱好者不能仅偏重彩陶纹饰 或对个体器物的钻研,还应重视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及新的考古发现。
早期后段在甘肃东 部和南部普遍有所发现,最南端已到白龙江流域,最西端可达陇西一带,以上区域内多数县博物馆都收藏有这一时期的彩陶。遗址所处地理位置同前,经过大规模考 古发掘的遗址有大地湾和师赵村两处。大地湾二期发掘面积9500平方米,较完整地揭示了当时的村落布局,发现房址156座、灶坑46个、墓葬21座、制陶 窑址14座、灰坑和窖穴72个,以及村落周围的壕沟、水渠8段,获取陶、石、骨器等各类文物3 200余件,这是甘肃境内仰韶文化早期考古中揭露面积最大、收获最丰的田野考古工作。小规模的发掘有秦安王家阴洼、天水西山坪、礼县高寺头、武都大李家坪等,其中王家阴洼发掘625平方米,发现早期墓葬63座,出土233件完整和可复原陶器,是甘肃早期墓葬资料最丰富的一处。
仰韶文化中期
仰韶文化中期是迅速发展的扩张时期,也是对我国史前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。短短几百年间,其典型文化因素,即勾 叶、圆点、弧三角纹及双唇口尖底瓶,迅速传遍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,甚至波及影响到长江流域。1985年,著名学者苏秉琦在“晋文化讨论会”上,为了阐述中 国古文化一系列的连贯发展关系,曾赋诗一首,并经张政烺先生书写,长期悬挂在办公室:
汾河湾旁磬和鼓,夏商周及晋文公。
甘肃的仰韶中期遗存主要集中在天水、平凉、庆阳以及陇南的 东半部,洮河流域有少量发现,如临洮马家窑遗址以及临潭陈旗等地,但东部地区分布密度远大于中部地区。与早期相比,分布范围明显扩大,呈西进态势,早期到 达渭河上游陇西一带,中期则越过华家岭直抵洮河流域及青海东部。在同一个地区,中期遗址明显增多。以泾水上游为例,早期仅在河谷地带发现30多处遗址,中 期却多达100多处,一直延伸到梁峁高地以及塬面沟壑地带。大地湾三期遗存从二期的河边台地扩展到山脚下,聚落面积比二期增大一倍,达4万多平方米。无论 从分布地区、密度来看,还是单个遗址的规模而言,仰韶中期则更广、更密、更大,是个大发展时期。
仰韶文化晚期
近年来,甘肃境 内仰韶晚期的研究,由于大地湾等一批遗址的发掘而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。与此同时,新旧观点的冲突、新认识之间的争论一时间变得热闹起来,在没有开展新的发 掘项目之前,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还将持续下去。这种状况下,姑且不谈社会公众,就许多文博工作者都有许多疑问:仰韶晚期到底是指什么遗存?石岭下类型是怎 么回事?仰韶晚期包括马家窑文化吗?
甘肃境内的仰韶文化
1947年7月—8月间,一位著名的考古工作者顶着盛夏的烈日,穿行于山岭沟壑之中,在渭河、西汉水河谷地带从事着十分艰辛的考古调查,这就是曾主持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以及研究的、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裴文中先生。此次调查在渭河流域的天水、甘谷、武山、陇西共发现了39处遗址,在西汉水流域的成县、西和、礼县共发现24处遗址,其中大多为仰韶文化或含有仰韶遗存的遗址。裴先生在《甘肃史 前考古报告》中作了详尽的描述及初步的分析,并指出许多遗址“含遗物之灰层皆甚厚,所含遗物亦极丰富,均亟待作大规模之正式发掘工作”。这是中国学者对甘 肃境内的仰韶文化作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,也是仰韶文化在甘肃的第—二次重大发现。武山的石岭下、天水的西山坪、西和的凌(宁)家庄、礼县的石桥镇等 处,均成为解放以后仰韶文化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遗址,有的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有的因极具发掘价—值而进行了考古发掘。
1947年7月—8月间,著名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甘肃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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